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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南京路外滩

南京路呵，我要为你哭泣！

今天一提南京路，多数人心里还沉浸于过去十里洋场、四大百货公司，那入夜闪现的炫目霓虹灯光，还沉醉于昨天中华商业第一街的光环之中，很少会有人追问一下该路的路名由来。

南京路呵！你真的忘记了你名字的来历了吗？你真的忘记了你曾经拥有的那段屈辱史了吗？你可不会时间消磨掉你的初心、忘了本了吧？

鸦片战争后，184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两年后英租界就从上海县城以北的黄浦滩路（今中山东一路）岸边一线，一路向西推进到界路（今河南中路）。1848年1月，他们又将界路以西约84亩土地辟为跑马场，这就是上海第一个跑马厅。两年后洋人成立一个跑马总会，1850年的秋季上海最早的赛马会就正式开办了。此后每年5月和11月第一个星期各举行一次赛马会，持续三天，每天十场。比赛用的马，都是从英进口的纯种马。

1843年根据《南京条约》，上海正式开埠，逐步开启了列强租界的屈辱历史。19世纪下半叶的上海地图

英国第一任驻沪领事巴富尔

（又译倍尔福，现在的虎丘路，过去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 “倍尔福路”

那时，一些驻沪在外滩附近一带办公或居住的洋人，早晚常沿着一条小道（即今南京东路的前身）由东至西遛马至跑马场，附近的上海本地人见了，由此就给它起了个名称叫作“马路”——此后这“马路”一词，就成了这条洋人跑马小道的特有名称了。

“马路”一词，我国自先秦左丘明笔下就有*，此后几千年虽销声匿迹，被“驿路”或“驿道””一词所替代（“驿”的本义也就是传递消息或公文的马），直至近代英商跑马总会出现，“马路”一词才重现于上海市民的口中，可说是，它是近代上海市民的一大创举；此后城市的现代道路之所以都被泛称之为“马路”，正是由这条南京路的前身特称“马路”开始的。

有人认为“马路”一词，是根据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苏格兰工程师麦克亚当（Macadam），首先提出将大小均匀碎石块紧密地铺在路面上，然后依靠重型车辆碾压，利用碎石自身的棱角相互嵌锁形成坚固、排水性好的路面。为了纪念他，此后凡用此工艺筑的碎石路，就用他的姓名命名，叫作“ Macadam Road（或 Macadamised Road，即麦克亚当式路）”，所以后来就音译作“马路”。后来尽管有人在碎石路面上喷洒焦油（Coal Tar）或沥青（Bitumen）等粘合剂，但人们只是Macadam前加了一个“Tar（焦油、柏油）”，称为 Tarmacadam，或就简称为Tarmac。这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柏油路或沥青路。

此话听上去似乎有点道理，但我想这不一定完全准确！

上海近代第一条城市道路，是1846年筑的“界路（boundary road）”，南起洋泾浜，北至南京路，这便是今天河南中路的前身。此路工艺简陋（未形成系统分层铺设和碾压流程），算不上现代意义上的“ Macadam Road（麦克亚当式路）”，也并没被称作“马路”，只是作为英租界西面的“界路”标志（但后来常常被突破），只能被视为是现代道路的雏形而已。

球场弄即今天津路

1848年这条外滩通往跑马场的小道，重新修筑后被洋人们称作“Park 1ane”，意思为“花园弄”，或音译为“派克弄”。1854年殖民者又把此马道占地扩建，比原先放大宽阔了些，并延伸至浙江路，但我们上海人仍就称它为“马路”，只不过在其前加了个“大”字，称作“大马路”。其后随着跑马厅的两次搬迁，1862年“大马路”最终延伸至今天的西藏路。原本“Park 1ane（花园弄）”经改扩建后却有十米之宽，由此就被上海人叫作“杜马路”，上海话“杜”就是“大”的意思。

——这就是你南京东路的前身，你曾经拥有的名字，洋泾浜语就叫做“Doo Maloo”或“To Maloo”，你忘了吗？

上海真正引入Macadam工艺筑路法，是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也就是“大马路”的改阔建延长至西藏路时，它是上海租界第一条东西向主干道。这次“Park 1ane（花园弄）”或马道的改扩建，并没有完全拷贝“Macadam Road （即“麦氏之路”或“麦式之路”）”法，而是因地制宜，结合我们上海本地的土质特点，长江口冲积层地下水位高、“沙土坎陷”，承载力低，纯碎石层易沉降等，工部局采用了其工艺并进行了“本土化”改良，针对软土基，先铺大石块或毛石垫层以防软土沉降，再铺碎石或瓦砾，加细沙后以铁碾碾压，间以石灰胶泥，加高路拱。

它被上海市民认为是第一条现代道路代表，是近现代道路建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改写了苏格兰“麦氏”碎石路教科书。这由本土创新的改良法，解决了早期道路泥泞、积水、沉降等问题，后被国际工程师称为 “上海工法”，在世界道路史上也意义非凡，成了全球软土地区筑路的范本，后被荷兰、新加坡等国所借鉴 。

可以这样说，我们上海是先有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马路”一词，十几年后才有采用“麦氏”工艺改良之法筑的路，所以我们上海“马路”一词，不可能是完全源于“ Macadam Road”。

南京路上修马路

西风东渐，当“麦氏筑路法”被引进英租界时，道路设计的图纸与监理虽是洋人，但具体筑路的毕竟却全是华人，有的甚至是巡捕房内在押的华犯*。当两者需要互相交流时，免不了要用互相听得懂语言，洋监工说“Construct Macadam Road”那些筑路术语，又有几个筑路华人苦力（cooly）听得懂？他们一般都没喝过什么洋墨水，没受过正宗的经营文化教育。为了推进工程，洋监工也只能妥协使用大家都能听得懂洋泾浜英语（Pidgin English）： “Build Maloo!（筑路）”其中“Maloo”一词，就源于上海话“马路（mɑ lu）”的音译。只有两个音节，高效简洁；而英语“Macadam Road（məˈkædəm/rəʊd/）” 要六个音节，拗口又难读，显然我们上海话发音效率要比他们提升二倍。语言是人们交流的工具，当然传播命令是速度愈快愈好，这是沟通刚需的实用选择。工部局1863年《道路处指令》档案中，也可见当时洋官员手写的备注：“本地苦力称碎石路为 Malu”。

在上海的洋人并非主动采用沪语“马路（Maloo）”一词的，而是洋人在与本地雇员语言沟通接触中，被迫“接受”了本地词汇的逆向输出。这是半殖民语境下语言权力博弈的生动案例，在沪的洋人不得不将“Maloo”作为本地生存的必备词汇，如洋人问：“How to the Bund?（怎么去外滩？）”车夫答：“Turn left Doo Maloo!（左转杜马路！按：杜马路！即“大马路”，南京路是也！）”

当西式的现代道路（Road）正好碰巧遇到本地传统车马跑的“道路”（道：两马车距离，约 3.7 米；路：三马车距离，约 5.5 米，属古时最宽的路），两者概念一结合，“ Macadam Road”两词，留头掐尾，保留“Ma——Roa”两音节，这样就与原有的沪语“马路”不期而遇，产生了这一中西合璧、文化融合的称谓了。

道路的命名，这涉及到国家的主权与民族的感情！我们腐败的政府，丧权辱国，让度了部分路权于洋人，但我们上海广大的市民，却从不曾不肯让步，一直与英殖民者抗争，坚持按我们的称呼，把洋人起的洋名“Park 1ane（花园弄）”就叫作“马路”——因当时就是洋人日常跑马的小道嘛！

最后，英租界当局也不得不做出妥协，兼顾上海本地人习惯称呼基础上，就在原“Park 1ane”英文路牌名后，添加了洋泾浜语“Maloo”，此路的就成了“Park 1ane & Maloo”中英混合语了。“Maloo”一词非英语原生词，而是为了交流的刚需，这样就进入了洋泾浜英语词汇库，1876年出版《洋泾浜英语手册》就收录有“Maloo = Road”，就成了南京路前身雏形的特称了。

它实际是一场中英话语权互相妥协的结果，沪语反向驯化成洋泾浜英语，成了当年在沪的英文报刊的常用语了。如 1862年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就有广告说："New Emporium Opened at the Corner of Park Lane and Maloo." （“新百货行开业于花园弄马路转角处”）。此处的“Park Lane and Maloo”，就是特指南京路的前身。又如太平军第三次进攻上海时，1862年6月该报也有战况报道：“The British fought north of the Maloo , the Americans fought between the Maloo and Pidgin; ”（"英军在‘马路’以北作战，美军则在‘马路’与洋泾浜之间展开攻势。”）此处的“马路（Maloo）‌”也是特指南京路的前身，是英军主要的布防区 ‌；洋泾浜（Pidgin，pidgin English，即“洋泾浜英语”，发源于此）‌是英法租界的界河，太平军曾在此与美国华尔*的洋枪队激战。

当年的太平天国军队

太平军攻打上海时，租界当局一开始表示中立，后来也与清军勾结一起，为了阻击太平军，英法租界都向西打造不少马路，如：今西藏中路以西至静安寺辟筑的一条长二英里的跑马路，名涌泉路（Bubbling Well Road，又叫静安寺路，即今南京西路）。这样东起外滩，西抵静安寺，全长就有十里，所以旧上海过去也曾被称作“十里洋场”。

1904年上海详图（英）/租界的扩张

（race course跑马赛道）

清末，静安寺路一带马路概况        万昌地毯店/丰年地毯公司

到了1865年10月 ， 英领事馆与工部当局为了纪念《南京条约》*所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利益，就把原来的花园弄（Park Lane & Maloo）、领事馆路（Consulate Rd. ）等十九条路名*，分别改成了南京路（Nanking Rd.）、北京路（Peking Rd.）等。

大家知道一百六十年前的《南京条约》，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与外国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作为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上海市民，这一时期是很难接受那些由洋人命名、带有侮辱性质的路标路名的。他们仍把南京路（Nanking Rd.）按先前的习惯称呼，叫成“马路”（Maloo），不过为了便于区分好记，他们把英租界南京路以南的东西向大街，皆用口头沪语称作依有次序的马路。

旧名               今名

（旧）花园弄（派克弄）Park Lane， （今）南京东路

上海中英文新旧路名对比

南京路是英租界内中央大道，就叫做“大（杜dù，以下皆依沪音）马路”，英文路牌名不叫main road，有时就用洋泾浜英语叫作“Doo-maloo”或“To Maloo”；

九江路，就叫做二（腻nì）马路 ，英文路牌名为Kiukiang Rd. 洋泾浜英语为Nee-Maloo；

汉口路，叫做三（叁）马路，英文路牌名为Hankou Rd.、洋泾浜英语San-maloo；

福州路，叫做四（肆）马路，英文路牌名为Foochow Rd.、洋泾浜英语Sz-maloo；

广东路，叫做五（伍ŋ，与沪语“鱼”同音）马路，英文路牌名为英语Canton Rd.，洋泾浜英语No.5 Horse Road；

后又把原本第二跑马厅较短的跑马道，叫做“北海路”，又叫做六（陆lù）马路，洋泾浜英语No.6 Horse Rd. 。

1918年英文上海地图。北海路的英文路名叫做Pakhoi Road

其中后面的“Horse Rd.”，也源于民间对沪语“马路”一词的直译，是典型的洋泾浜英语。

就连当时在沪的《申报》、《字林西报》等各类媒体报道、广告，也都是这样标注的。抗战胜利后，我国政府全部收回在华租界，南京路变更为今天的南京东路。直至1949年上海解放后，政府也没做出相应的改动，似乎是全都默认了，上海市民才慢慢接受了上述由外国人命定的路名。

当今天熙熙攘攘的游人行走于南京路上，又有多少人会想起一百八十三年前，那腐败的清政府签订的、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呢？假如没有当年的《南京条约》，又哪来后来一百六十前的这条南京路呢？南京路实为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产物，一条南京路，难道不是一部上海“半殖民”后的历史缩影与浓缩着的教科书吗？

有人只羡慕这条南京路的街道宽阔又平坦，你可知筑成一条南京路，地底下流有我们多少劳役同胞的鲜血？有我们多少无名苦力的泪水？

曹骧（1844-1923）

当年上海有位曹骧绅士，十八岁就入英工部局任译务。任职期间，他见租界当局为降低筑路成本，强制被关押的中国犯人去筑马路，“二、三十人一群系以长链”，“或拖滚石，或敲碎石，视若犬羊，驱同牛马”，而狱中的洋犯人从不见罚他们作这些筑路苦工，为此他向工部局提出批评后往往不被采纳，最后他只能上书“上海道”当地政府，要求工部局对中外犯人一视同仁。此事经上海道台照会工部局，这些不公之事最后才得到了修正。

筑马路▲ 《点石斋画报》绘“罚做苦工”，讲曹骧致函上海道署的事情

南京路呵，南京路！为什么我经常会对你哭泣掉眼泪？这只说明我对你的爱太深太深！你的身上不仅仅留有着五卅烈士的鲜血，还有你自鸦片战争后所拥有的不幸心酸史。除了我，今天还有多少人还记得你昨天的模样？有人早已把它忘了，忘了一干二净了！又有人想借用你今天身披的盛装，来粉饰掩盖你昨天曾拥有的那段屈辱史，那不是就像用皇帝光鮮的外衣，来掩盖你那段半殖民的真正史实吗？那不是极其愚蠢又能说明什么呢？

“南京路”这三字，就是殖民者当年权力的印章，深深地已在你身上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若你挥之不去的身影，伴随相行。

你的名字，不恰似一部浓缩的上海开埠史吗？

“马路——花园弄——大马路——南京路”，这种命名的嬗变，不正体现了我们华人与殖民者当局，为了一条路名在不断地抗争吗？沪语“马路”的俗称是率先抵抗的密码！“马路”一词，它最终赢回了我们定义母土的权利，可后来有些人又把它放弃了。

南京路呵，你为什么不把你自己的前身今世、来龙去脉，作一块铭牌，就安置在步行街的路口，实话实说地告知一下我们的上海市民，告知一下熙熙攘攘来往中外游人？让世人永远铭记你身上曾经有过的耻辱，不忘初心，这难道不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吗？

忘记了南京路这条路的屈辱历史，就意味着忘记了鸦片战争后、我们国家所签《南京条约》的屈辱历史。一个不敢正视自己国家遭受屈辱历史的人是没有出息的！

习总书记说：“历史的启迪和教训是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偌大个上海，他的灵魂是什么呢？不就是“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

一条南京路的故事，不仅仅是历史，它不就是我们这个城市具有独特人文底蕴的文化吗？

南京路啊，今天的我不知是否把你昨天的历史说清楚了没有？

当众人行走于熙熙攘攘的南京路上，又有多少人会想起这路与那《南京条约》的关系呢？

最后说句似乎是有关马路的题外话，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一美国记者向周总理提问：“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要叫马路呢?”

周恩来总理风趣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

就像现代“马路”一词诞生于上海一样，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共产主义小组也诞生在上海兴业路76号。就像“马路”一词是中西合璧、文化融合的称谓一样，马克思主义道路，也需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就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勿忘初心！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午时

附注

*1.《左传》：“褚师子申遇公于马路之衢，遂从。”译成现代话：“褚师子申在十字路口遇到卫灵公乘坐马车驰行而过，就跟了上去。”这是马路一词，可以说最早出现于古籍中。

*2.租界当局为降低筑路成本，强制被关押在巡捕房内的华犯去筑马路，上海人曹骧“路见不平一声吼”，就上书上海道说：上海租界地方会审公堂判押捕房之犯，捕房每令作苦工，或二三十人一群系以长链，由捕房令在马路，或拖滚石，或敲碎石，视若犬羊，驱同牛马，华人见而汗颜，洋人见而轻视。伏念苦工乃西国刑法，只宜行于西犯之身，乃捕房凡获西犯，即解该管领事，从未见有罚令在路作苦工者，此可见各国领事均顾本国体面，昭然若揭……

*3.即《字林西报》的前身，曾是我国较有影响的一份英文报纸。1864年改名。

*4.华尔（Huaer， Frederick Townsend Ward 1831—1862）美国人，围剿太平军的“洋枪队”领导人。1860年开始受清朝官员委派，招募十几个愿意从军的外国人和几百名中国志愿者组成洋枪队，帮助清军围剿太平军。随后“洋枪队”改为中外混合军。1862年春，华尔加入中国籍，被清朝政府委任为副将，“洋枪队”改称“常胜军”。1862年9月，华尔在进攻浙江省宁波府的慈溪县时被太平军击毙。

*5.《南京条约》又称《江宁条约》，正式名称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女王陛下与中国皇帝之间的和平、友好与商业条约》，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代表在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军旗舰康华丽号（亦译作皋华丽号）上签署，是中国近代史上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中国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

*6.第一批命名的十九条路如下：

南北干道
1。江苏路 原名桥街，1865年方案改为四川路；
2。江西路 原名教堂街；

3。河南路 原名界路；
4。山东路 原名庙街；
5。山西路 原名老闸路；
6。福建路 原名石路；
7。广西路 原名锡克路；

东西干道

1。苏州路 原名苏州路，1865年方案规定：南京路以北为浙江路，南京路以南为湖北路。
2。苏州南路 原名苏州河滩路，1865年方案改为苏州路；

3。北京路 原名领事馆路；
4。宁波路 原名宽克弄；
5。天津路 原名五柱球弄；
6。南京路（大马路） 原名派克弄/花园弄马路；
7。杭州路（二马路） 原名打绳路，1865年方案改为九江路；
8。汉口路（三马路） 原名海关；
9。福州路（四马路） 原名布道路；
10。广东路（五马路）原名北门街；
11。香港路 原名诺门路；
12。扬子路 原名外滩；

以上有一则是例外，就是东西向的广东路，初命名时本意是“广州路”，我们则译成了“广东路”了。有人说这路名是源于英美两国为公平起见而采用我国的省市名，其实早在这之前，1863年9月21日英、美租界就合并而成了上海公共租界，他们其实早就是一家人了。

附一组图如下：

鸦片战争中的上海/1842年Woosung（吴淞）被英国舰队占领/1842年，英国军队抵达上海

各国租界的诞生

南京条约的签订和传教士的到来

1855年《上海外国租界地图》揭示了洋泾浜以北英租界首次扩张后的风貌

泥城之战（1854）和有轨电车（1908）

国家一级文物：1862年太平天国何文庆致法国领事照会

扩张的租界

租界内洋楼林立

马路上的煤气街灯

洋泾浜英语为市民与老外交往起到沟通作用

清代上海《申报》馆出版的《点石斋画报》绘有“西人抛球”一图

抛球场亨得利钟表行

工部局囚犯修筑马路， 号衣上有“Y”标记

工部局徽章                         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是工部局领导下的警察武装，主要负责租界内的社会治安和武装保护，成立于1854年，最初名为“警备委员会”。

1874年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合影

工部局大楼

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占地面积很大，在江西路、福州路、河南路、汉口路围成的圈内。

以下是1916年，上海，狱中囚犯在碎石场劳作、筑路、铺设花坛的场景

近代上海引入了机械化筑路设备。图为筑路车

英国驻沪总领事馆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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