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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政绩观

徐宪民

2026 年 5 月 13 日

（因为几天前《老小孩》网站不能登录，故当时未能上网发表）

一

今天有幸聆听党校老师解读《德意志意识形态》，由此引发我对马克思政绩观的思考。

众所周知，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前无古人的两大发现。恩格斯曾精辟评价：“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这一规律正是唯物史观。除此之外，马克思还揭示了剩余价值规律。恩格斯感慨，一生中能拥有一项发现已是莫大成就，而马克思一人便完成了两项划时代创举。

早在 1845 年，二十多岁的马克思就洞悉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他深知这一发现的划时代意义，随即与恩格斯合写《德意志意识形态》，而这部著作当时并未能正式出版。

马克思坦然表示：“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 —— 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 只要能确立唯物史观，著作能否发表、能否面世，于他而言已然无关紧要，这是马克思的自信，这般纯粹无私的思想境界，令人肃然起敬。

以世俗功利的思维来看，做出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发现，理应倾尽心力编撰专著、著书立说、扬名四海，但马克思并未如此选择。纵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从未留下专门阐释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的教科书式著作。

1848年《共产党宣言》并非唯物史观理论专著，而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与革命指南。马克思毕生淡泊功名利禄，不屑于为个人成名成家耗费精力撰写纯理论专著，而是将心血倾注于《资本论》创作。

1845 年春，马克思在未公开发表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下千古箴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埋头书斋专门著书立说，本可以轻松博取学术盛名，但马克思对此嗤之以鼻。《德意志意识形态》同样不是系统宣讲唯物史观的专著，而是在批判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交锋中凝练思想、建构理论。

马克思始终摒弃个人成名成家的私心，把毕生精力投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将整个人生奉献给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与声望。

不为著书解释世界，只为初心改造世界，这就是最本真、最崇高的马克思政绩观。

二

当下，全党上下深入开展政绩观专题教育，党中央在反腐败的基础上要求领导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牢牢牵住了领导干部不为名、不为利的两大“牛鼻子”。

党的“自我革命”应该解决领导干部个人如何既不图名、又不谋利两大难题。

强力推进反腐败斗争，对以权谋私、权钱交易零容忍，要求领导干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解决干部“为利”的问题。

纠治错误政绩观，向重虚名、轻实效，重表面、轻实绩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亮剑，是从根本上破解干部“为名”的问题。

我们党反腐败斗争已取得压倒性胜利，在我国，贪腐谋私是见不得光、人人唾弃的个人违纪违法行为，这与前苏联共产党谋取特殊利益，整个党组织堕落、背离人民根本利益，有着本质区别。

“想发财别当官，要当官不发财”，反腐败从制度和纪律层面，斩断了权力寻租、以权谋利的通道，解决的是权钱交易的谋利问题。与反腐败同等重要、同样关乎干部队伍建设和事业发展的，是解决追求个人功名的政绩观问题。

领导干部的初心使命到底是什么？是追求个人功名仕途，还是坚守为民服务本色？这一根本性问题，过去在党内外认知较为模糊、重视程度不足。

部分干部思想错位，自诩 “父母官”，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须知，领导干部是受党和人民信任托付、肩负公共职责的人民公仆，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是本分，干得好是应该的，干得不好就理应让位。

从本质上讲，领导干部与其它岗位的工作者都是人民勤务员，只有社会分工、岗位职责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工作干出成效，功劳只能归于党的事业、归于人民群众，绝不能成为标榜功名的私人资本。

不知从何时起，社会认知与干部价值取向出现异化：不少人潜意识里把领导干部与名利双收画等号。权力与名利捆绑，必然导致私心重、功利心强的人趋之若鹜，无职者投机钻营，在位者追求高升。而晋升标尺，又简单归于表面 “政绩”。

存在决定意识，这种扭曲的政绩观、业绩观，很大程度上是不良社会风气和片面评价导向共同催生的。

组织部门在干部考察中只看重个人能力，不注重思想品德，只考虑表面业绩，不关注实际效果，只看GDP数据和干部“述职”，不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老百姓口碑。这种片面化、表面化的干部考核方式，客观上助长了错误政绩观，开展政绩观教育，必须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校正政绩观，对年轻干部，是要求扣好第一粒纽扣，走上领导岗位的初心是当好人民公仆，彻底摒弃当官做老爷的特权思想；对在职干部，是要求恪守基本政治修养和道德底线，摆正个人与事业的位置。工作业绩属于党和人民、属于社会事业，不应该属于个人私有，这是领导干部必须确立的政绩观。

三

政绩观问题的本质，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

从世界观维度看，世界是人民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任何个人的得失荣辱、功名利禄，在时代发展和人民利益面前都微不足道。

从人生观维度看，人生的真正意义是对社会有所奉献，不在于官位高低、名利厚薄，能否脚踏实地为群众办实事，能不能对社会进步、事业发展作出实实在在的奉献，应该成为人生目标。

从价值观维度看，政绩的衡量标准是社会进步、人民满意、实践检验。价值标尺永远掌握在社会和人民手中。个人追逐功名利禄，只能满足一己私欲，对社会进步、民生福祉没有真正价值。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初心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党没有任何脱离和违背人民利益的特殊私利。

关于人生价值与政绩观，马克思为我们树立了最好榜样。倘若他贪恋个人名利、追求学术光环，完全可以和应该潜心编撰、正式出版阐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专著，而他却全然不考虑个人功名，常年埋首图书馆，一生穷困潦倒、颠沛流离，仍矢志不渝撰写《资本论》。

《资本论》并不是书斋里的教科书，而是运用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深度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和规律，落脚点不在个人学术声誉和功名，而在指导无产阶级解放斗争。“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资本论》的初心不是止步于 “解释世界”，而是立志于 “改变世界”、实现人类解放。

马克思一辈子潜心研究不是为了做伟人，而是为了给无产阶级求解放提供武器。从个人功名业绩角度看，马克思没有留下唯物史观、剩余价值教科书，《资本论》也未能完整定稿传世，从世俗意义上看，没有留下两大发明的学术专著，太遗憾了；但从历史维度、从人类解放事业维度看，他创造的精神财富、铸就的丰功伟绩，远超古今众人。

这是我学习《德意志意识形态》引发的关于当下政绩观讨论的思考。

当“不图名、不图利”成为基本要求后，拿什么来正向评价和激励干部？这是政绩观拨乱反正后，更值得组织部门深入研究和必须解决的现实难题。本文不能深入研究，也难以赘述。

有感而发，与感兴趣的朋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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