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老队长阿广
老队长阿广
王 胜 扬
“老队长”其实并不老，五十年前我刚过二十，他也才四十出头。称呼他老队长是因为他当生产队长已有多年，而我是初出茅庐，当上生产队长才一年多。我俩说起来有些缘分，两个队的土地紧挨着就像隔壁弟兄，他的大女儿还是我小学同班同学。但我和阿广最投缘的地方，还是他种庄稼的一身本事。
阿广在十队，我在七队，那时都属于上海县杜行公社革新大队。五十年前上海郊区实行的是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农田里种植哪些农作物、种多少面积全由上级一层层按计划下达。在“以粮为纲”的框框里，当时的杜行公社属于粮棉地区，我们种植的农作物品种相对简单：秋种春收的过冬作物是麦子、油菜，夏种秋收的是水稻、棉花，简称“粮棉油”。大概是从小在农田里摸爬滚打的缘故，阿广种田经验的丰富让我从心底里佩服：小麦什么时候应该施肥，水稻什么时候适宜断水搁田，棉花在生长阶段如何做到“三黄三黑”多结果铃，他可以讲得清清爽爽，头头是道，像个的的刮刮的知识老农。碰到反常天气形成自然灾害，大队部召集小队长们开“诸葛亮”会议，每当大家对下一步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各执一词拿不定主意时，大队长会把眼光投向阿广：“阿广，侬的意见呢？”这时候的阿广会张开眯着的眼睛，揿灭手里的香烟，然后不紧不慢地讲出个“子丑寅卯”。最后大队长作总结定方案，大部分会采纳阿广的意见。
和当时的许多中年农民一样，阿广的烟瘾特别大。那时农民大部分都抽“劳动牌”“飞马牌”等牌子的卷烟，“前门”“牡丹”已经算是高档香烟了。去公社、大队开会，阿广手里的“飞马牌”几乎是一支接一支：前一支烧到捏不住了，他会从烟盒里掏出一支新烟，右手轻轻夹住，在左手的大拇指指甲上使劲颠几下，烟丝因为震动往下松一松，然后把快烧完的烟蒂塞进去，接成长长的一支烟接着抽。阿广吸烟的方式也与众不同，一支烟点着了不用手指去夹，一直叼在右嘴角，任凭长长的烟灰自动掉落。这样吸烟时，阿广总是眯缝着眼睛，一副半是瞌睡半是清醒的样子。我倒是明白，他的思绪不会离开会议的内容。
一起当队长那几年，我和阿广最亲密的一次接触，是他帮了我一个大忙。我生产队唯一的一头黄牛因为老得不能干活，队里需要重新买一头耕牛。耕牛当时是生产队顶顶重要的生产工具，买牛这样的重大事项必须由当家人拿主意。可是我在这方面的知识几乎是零，把黄牛、水牯牛放在我面前，我也看不出它们的岁数、秉性脾气，更谈不上与牛贩子们讨价还价了。我自然想到了请阿广帮忙，他当场一口答应。当时上海县的耕牛集市在颛桥，那天我们一早出发，坐公交沈杜线从召楼到杜行，乘轮渡过黄浦江，到对面的吴泾再坐公交莘吴线到颛桥。在集市上，阿广替我挑中了一头壮实的大水牛。买好牛我俩在小饭店简单地扒了几口饭，就牵着水牛踏上了回家的路。从颛桥到召楼，现在的“百度地图”显示有17公里多，这水牛走着看见路边有青草就会停下来，阿广和我在路上走走停停足足花了六个多小时，走得我腿肚子又酸又胀人发软。等到把水牛牵进生产队的牛棚，天色已经全部黑下来了。这可是我出娘胎以来至今在一天里徒步走过的最长的一段路。现在回想起来，五十年前的我虽然当了个生产队长，却一点不懂人情世故：我请阿广这样辛苦地帮忙，除了几句口头的“谢谢侬”，好像没有任何表示。换作现在，我起码要给阿广带上几包好烟，起码要请阿广吃一顿好饭。
一晃眼，整半个世纪过掉了，这多少年来再没有见到阿广，我总觉得欠着阿广一个大大的人情。
差点忘了，阿广的大名叫朱广锡，要是他还 健在，今年已经有九十多岁的高寿，应该是名副其实的“老队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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